教授卖大米,兰考农村合作社农民

2019-09-22 08:24 来源:未知

主持人:本报记者侯利红访谈嘉宾: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砚斌:河南兰考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副会长、南马庄村支书王继伟:兰考县仪封乡胡寨村合作社理事长刘平均:兰考城关乡陈寨村合作社理事长侯玉敏:兰考县架子乡贺村合作社理事

兰考无公害大米进入北京大超市

“新农村”是个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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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新农村先锋实践的“三农”专家何慧丽,以及4位来自基层的农民精英,对当前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新农村建设应着力在城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快农民向城市转移力度等观点作出了回应,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现状进行了点评。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记者王磊)帮兰考农民到北京卖大米的中国农大教授何慧丽,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天终于迎来“好运”。今天,兰考县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摆进了北京华联超市安贞店最明显的位置。同时,华联超市6家分店也都开始免费促销活动。

解放前,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就曾号召实践过的“乡村建设运动”;建国后,1956年、1957年人民日报就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改革前“农业学大寨”、“全党大办农业”也曾掀起农村建设的热潮;1994年胡锦涛同志在郑州考察时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张。新世纪以来,连续三个农业“一号文件”更是突显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2017年11月6日上午10:00,新工人艺术团一行来到兰考焦裕禄陵园参观,在焦裕禄墓前合影留念。

“农民都进城了,还搞什么新农村建设”

  在卖米过程中“饱受挫折”的何慧丽教授显得格外兴奋。她说,今天的“好运”不仅仅对南马庄农民是件好事,对所有开展合作组织、进行合作生产的农民来说“都是一个特大喜讯”。因为农民苦于没有销售经验,主流商业渠道很难进去,即便生产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仍然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和销售难题。

但是,长期以来的现实却是农业服务于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农民与市民的差距持续拉大。也许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8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例是1.84:1,1994年是2.86:1,到2005年则是3.22: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落后于城市居民10年!农村与城市间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上的差异更是惊人。可以说,农村很少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工农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改变的临界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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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3月29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华生、陈剑波在一个沙龙上曾探讨过新农村建设的话题,他们基本上一致认为,新农村建设应努力在城市中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加快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力度,最终减少农民数量。对以上观点,你们有什么看法?

  北京华联超市承诺,义务为兰考大米做销售,免除一切费用,分文利润不收。华联超市安贞分店经理安利英对记者表示,为农民卖米有两个很简单的目的:其一,商业企业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就是要帮农民兄弟一把”。其二,为消费者推荐更优质、更环保的农产品。

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改过去着眼于某个领域,如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转而强化对“三农”领域的全方位支持,更是以人为本,从乡风村容、社会文化事业以及民主管理等方面“多管齐下”,全面求解。

焦裕禄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王继伟:如果农民都进到城市了,农村没有农民了,还搞什么新农村建设?现在农村需要自救,农民应把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条件各方面改善好,这才是新农村建设。

  一些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在超市里给顾客讲解无公害大米的特点。超市还现场熬了米粥供消费者品尝。这种售价每斤2.5元的南马庄大米,在超市中相比其他类型大米价格偏高。不过,安利英认为,无公害产品本来成本就高。她说,超市中各种价位、各种品质的大米都有,消费者可以自己选择。从早晨开市到中午,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售出500多斤。

政策有了,但如何落实细节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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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农村建设,有人理解成去城市打工,但农民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城里打工,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此外,农村里都是有能力的出去打工,没有才能的人就留在家里,我感觉这对新农村建设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今天来到华联超市,并且购买了30斤兰考大米。他说,主要是买给自己的父母吃。他很高兴北京华联超市能够为农民免费卖米。

如何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资金从何处来?需要怎样的财政政策?农村劳动力如何转移?如何实现农村的管理民主?这才是新农村建设中百姓切实关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些,或许农民真的离 “种粮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的生活不远了。

焦裕禄,人民的好书记。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刘平均:把农民都转移到城市里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国家的经济现实决定了城市不可能很快容纳几亿农民。我们那里也有到城市打工的,打工两年还得回家,因为城市本身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对农民来说,打工是只顾眼前,不顾以后。但是,新农村建设是长远的事,农民现在都希望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好一些。

  何慧丽对记者表示,从到北京卖米的第一天起她就在考虑:如何建立一种模式,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以较低成本进入主流商业渠道,并送到以文明消费和安全消费至上的城市居民手中?此前,卖米经历颇多曲折,经过社区推销、大学校园零售、书店义卖、农贸市场设点等方法,虽然热心帮忙的人很多,但仍然还有将近500吨的大米没卖完。“华联超市帮我们实现了一个大跨越。”她说。

值此两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党校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关注新农村建设的专家学者齐聚党校,就上述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朱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国务院法制办农业资源与环保司司长王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石霞、徐祥临、王天义、梁朋、施虹。论坛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赵振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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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玉敏:如果8亿农民都涌到城里,城里装得下吗?我们贺村有3000人,现在出去打工的有一半以上,但我认为他们一个也留不在城里。第一城里不会要,第二因为我们是农民,把那块土地看得很重;如果我赚了钱,肯定选择回老家把房子盖得好一点。

  因为在京城给农民卖米,何慧丽成了新闻人物,也有人批评她是“作秀”。何慧丽说,面对目前的市场和商业网络,农民先天就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辛辛苦苦种的大米,被压价卖给小商小贩,再转卖给批发商,再进超市零售给消费者,经过这样一个庞大的层层盘剥的链条后,农民种地的利润低的可怜。

教授卖大米,兰考农村合作社农民。北京报道

焦裕禄同志总结的十条方法特别好特别有效:第一条:依靠群众;第七条:依靠党的领导。现在有的领导,只把自己的乌纱帽放在第一,把群众利益抛在脑后,应该学学焦书记的工作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有着丰富基层实践经验的专家,何老师,您认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应放在哪里?

  而她在兰考县进行的农民经济合作社的尝试,就是希望把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通过农民自己努力,把流通、服务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她说:“新农村建设者关键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发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让农民进行诚信生产,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

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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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丽:我跟茅于轼老师的心情没有区别,都希望农民变成城里人,可是那只是希望,而不是现实。

  温铁军建议,城市中的消费者也应该组织起来,与合作组织起来的农民一起分享环保的、有机的和不含有毒化肥农药的绿色农产品。

石霞:新农村“新”在哪里?我个人理解,“新”在三个方面: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

按照目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即使每年顺利从农村转移出500万农民进城,到20年之后至少还有一半农民在农村。

  今天,兰考县南马庄村支书张砚斌把一面致谢的锦旗送给了北京华联超市。“没别的,南马庄人一定要把用良心种出来的大米奉献给北京的消费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首先,是生产方式新。解决农村的问题,最关键就是要解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不适应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要求。我认为,生产方式的创新主要解决三个关系问题,一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农业生产中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按照循环经济思想来建立中国的有机农业,克服传统农业的一些弊端。二是,要处理好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关系。我国农业生产从九十年代初出现的问题就是农民进入市场困难。虽然家庭承包制解决了管理问题、动力问题、激励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迈入市场的问题,市场的高门槛阻止了农民进入市场。三是,要处理好城乡关系。这是我们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关键之点。城乡关系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合理的交换关系、合理的产业分工关系和合理的资源分配关系。生产关系的再造,无非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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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判断跟茅老不一致:农民很难绝大部分都转移到城里去,而是留在农村生活。我跟“三农”专家温铁军的观点是希望留在农村里的那些人,能活得有自尊和自信,并拥有幸福感。同时,我必须说明,新农村建设不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其主体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民,而是政府指导下的被组织了的农民,这样,城市里或其他地方的资金、人才进入农村才会有一个载体。

其次,是生活方式新。这要从两点突破,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乡村建设。构建学习型社会要教育农民、培养农民的技能、解决人新的问题。生活方式新的突破口,重点应该在村庄。在新乡村建设当中,应该遵循三个原则:一生产与生活要有机结合原则,二家庭的能源建设和家庭生活相结合原则,三农民的生活习性、传统的文化习惯与庭院、村庄的建设合理布局相结合,形成乡村的特点。

11月6日中午12:00,两位兰考的老朋友美霞和黄玲邀请新工人艺术团成员聚餐叙旧。美霞是兰考的一位乡村教师,妹妹丽霞在北京创办了服务女工的社会公益组织“木兰花开”,美霞曾参与木兰的志愿服务而受到启发,现在自己的学校组织志愿者网络课堂活动,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她说虽然每天很忙很累,但日子过得很充实。黄玲曾经也是“北京木兰花开”的志愿者,因结婚生孩子返回老家,现在孩子刚刚八个月,活波性急的全职妈妈说她很怀念那段做志愿者的美好时光,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服务社会。

“不能搞形式主义”

再次,是管理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要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乡镇政府作为领导者应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缩小政府规模。否则,新的管理模式很难建立。二是党的领导和农民自治的关系,实现在农民自治中确保党的领导。三是经济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还是经济自助,这直接影响到社会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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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新农村建设大家都说好,但是,据我所知,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比如资金全部用来盖高楼大厦、修宽敞街道,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这一点无疑违背了国家倡导的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新农村到底应该怎么建设才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康富裕的生活?

我认为,新农村建设,生产转变的突破口在于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营。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时候,现在的农民市场抗风险能力非常弱,在与工商企业竞争中处于弱势。组织农民占领市场是保证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繁荣的一个重要途径。

11月6日下午16:00,新工人艺术团应邀来到兰考县胡寨哥哥合作社参观学习交流。

侯玉敏:我心目中的新农村建设首先应该统一规划。现在农村盖房子不讲究规划,比较凌乱,有人为了盖新房,把路都堵了,最终又不得不拆了重盖,甚至还出现“空心村”的现象。

合作经济组织在新农村建设当中有四方面重要的作用。第一,合作经济组织为穷人、弱势群体创造公平创业机会,起到社会的减压剂、稳压阀的作用。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是民主管理、民主建设的学校。每个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经济要求进行民主决策,了解民主权利、培养民主思想。第三,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市场中维护农民的利益,也是发展农业的主要载体。第四,合作经济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农民的桥梁。加入WTO之后,政府不可能给农村补钱,需要中间组织作为政府补贴的载体。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哪里?就是要把服务转给合作经济组织,同时合作经济组织还可以作为农民的代表,在跟国外的农产品竞争当中作为谈判组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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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是政府应加强对农民思想的引导。现在老百姓的思想是一盘散沙,思想素质比较差,农村信教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信教文化传到农村去实在不是好事,所以我在我们村搞了一个文艺队,加强教育,要把农民的思想给转化过来。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胡寨哥哥合作社带头人:王继伟,在给艺术团介绍合作社发展情况。兰考是全国的贫困县,焦裕禄曾经奋战的地方。现在盐碱、风沙、水涝问题已得到治理,中国农大何慧丽老师在这里挂职当县长时,推动了当地合作社的发展。现在村里的青壮年大多还是在外打工,村里成立了合作社,通过互助合作带动村庄发展。

刘平均:我认为应在县、乡、村里的基层组织主导下,把村里的路修好。路搞好以后,村民的房子再贴着路盖,慢慢地新农村建设就起来了。

点评人谢义亚:石教授提出生产方式的转变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这个观点非常大胆。我赞成这个观点,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我做以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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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伟: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形式主义,我前几年也听说过,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有这种想法——把房子重新规划一遍,把道路修一修,但我总感觉这种做法跟新农村建设的理念有点不同。

现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与过去有所不同。农村合作组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有社区合作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的区别。小平同志在1990年讲两个飞跃问题,即“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农村合作经济长期发展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1955年农村合作社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后来又有大锅饭、一窝蜂这样的现象,所以从80年代到90年代,大家都怕了这种形式。原来搞合作着眼点在生产合作社,搞初级社、高级社、区域性集体,而忽视了流通里的合作。这与当时的背景有关。当时搞合作社的核心是要为工业化服务,所以,长时间以来,农业为工业提供大量积累和资源。现在,胡锦涛同志提出两个趋向,工业反哺农业、取消农村经济税。国家现阶段确实有力量对农业进行反哺。1982年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情长期没有办,小规模的经济、分散式的生产都应该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流通合作。比如说苹果合作社等,是很重要的组织形式。

合作起来,互惠互助。

何慧丽:我想强调一点,新农村建设不止是一个远景,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村庄需要一个钱生钱的机制,或者让人的思想一天比一天进步的机制,我认为重要的是形成这个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应该是政府真正搞好农村建设的事而不是老想着其他城市化、工业化的事,同时,把村庄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农民自助的组织。

所以我们要看清现在大力发展合作组织主要是在流通领域把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这样就不会回到过去五十年代低水平的状况。

合作社创办了乡村幼儿园,为社员的孩子提供免费上学;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农业生产托管全套服务;资金合作社的收益用于村庄公共服务......如果我们把家乡建设好,就能帮助更多迷失的人回到故乡。

“农产品进入市场太难”

资金短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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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兰考无公害大米说到底是很具体的东西,还有若干形形色色的农产品,在销售过程中,让农产品能以比较低的成本进入主流商业渠道面临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徐祥临: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在资金,我有几点理由: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失联二十年的好兄弟,因大地民谣再相聚。

何慧丽:在大米所有的传奇故事中,显示出一些问题,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主流商业模式其实是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

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钱是不行的。近些年农村增收缓慢,基层干部想干事但苦于没有钱,硬让农民干的话,又导致干群矛盾突出。2003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政以来,两减免、三补贴,减免农村税、特产税,这些都是围绕钱来实施的。中央采取了实质性的惠农政策,因此这两年农村形势才有了好转,粮食这两年连续增产,农民增收幅度也有所提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落到实处还是在资金上解决问题。

新工人艺术团鼓手国良哥与失联了二十多年的朋友蔡建军,不约而同在胡寨村相见。大地民谣,上路了,就有故事。

我们一直在想,主流商业渠道能不能为非营利的农民组织开个绿灯,如搞个绿色通道;制定政策的部门能不能给类似的农民非营利组织提供优惠的条件和政策,比如说允许他们在城里搞免费免税的合作社、超市,通过这种方式把农民能得到的利润返回给农民。

钱从哪来?我设计了一个小案例,通过解决粮食问题来说明农村基本建设的效益问题。现在中国单产500斤的农田有1亿亩,在粮食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如果单产不再提高,那这些土地就只能种粮食。但通过农村合作社能把亩产500斤的土地实现亩产800斤。中国人口增加后,每年所需粮食从500亿斤提高到650亿斤,800斤单产的土地用8150万亩就可以满足了,这样的话还余下1850万亩。粮食增产,更多的是有了非农产业土地供给,1850万亩,假设每亩价值10万元,相乘就是18750亿元,所以农村基层建设是可以给农村带来资金,能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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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有可借鉴的他山之石,那就是像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的新农村建设。他们也存在农民多、资源少的问题,跟我们的文化基础差不多,可是他们能够预防这些问题,即成立一个非常严密的农协或农会,为农民利益充当调节器、保护伞。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农村建设没有赚钱?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和宏观调控观点来看,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货币不足的情况,货币利率偏高,甚至还存在高利贷的现象,这是货币短缺的佐证。另外,农村有的人没有活儿干,有的活儿没人干,这都是货币短缺的基本症状。农村之所以创造不出来财富是因为缺乏资金,是因为创造出来的财富没有货币资金表现其价值。

11月6日下午17:30,今晚的大地民谣是在村委会门前一块空场地举办。演出开始前,孩子们站在舞台前守候围观。

目前中国只有零零散散的合作社,没有全国性的保护农民利益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农民体系,对农产品进入市场国家也没有优惠条件,主流商业渠道也没有作出很高姿态。今后应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这些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很多,但主要投向城市,农村所用财政资金、货币资金不足10%。解决办法就是,宏观调控要向农村加大货币资金的供应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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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兰考无公害大米在历经波折后能在北京打开局面,这跟专家的鼎力帮助和媒体的强势宣传分不开,但今后更多农产品进入市场不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你们的产品以后进入市场,怎样才能和别的已经比较成熟的商品体系进行竞争?

我国县域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每年增加货币存款8000亿,如果把这部分资金投到农村去就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财政这几年两减免、三补贴的力度比较大,但金融手段没有启动,比如政策性银行还没有发挥作用。解决农村资金问题,财政就要下拨发资金,为金融资金进入农村市场铺平道路,比如基本的农村公共设施的建立,提供贴息担保、风险担保。从解决资金链上来讲,农业资金周转比较慢,更重要的是靠商业金融。

晚上19:00,演出开始了。胡寨村腰鼓队登台,红红火火闪亮开场。

王继伟:农村要搞生产发展,首先要有生产发展的项目。说实在话,农民的产品拿到城里竞争力非常弱,抗风险能力也很弱,现在搞合作组织就是为了降低农民的风险,增加我们的效益。

国际上的经验可以支撑这一观点。韩国新农村建设,包括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基本上是从日本拷贝过来。日本在二战前存在农村资金短缺、乡村发展困难的问题。日本通过财政把大量资金投入农村以后,农村资金一下就活了。在日本、韩国、台湾,它们的农村政策可以总结为:一是拿钱干活搞建设,二是干活拿钱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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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我感觉农民在走市场的时候,一定要依靠合作社。因为合作社上项目始终保持两个原则:对市场进行预测,然后进行小面积的示范带头作用,产品技术成熟后才上项目;对市场进行认真仔细的考察、分析,今后信息这方面还要多作努力。

所以财政和金融要向农村倾斜,解决农村资金供给不足问题。解决效益问题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高效率利用资金、科学规划、搞好农村建设。

晓龙是河南爱故乡的一名乡建志愿者,自幼学习唢呐演奏,曾参与新工人艺术团专辑录制,现场与新工人艺术团即兴合作一曲《小妹妹来看我》。

“资金是一大难题”

朱泽:单纯依靠制度性创新已经很难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需要制度上的创新和发展的创新结合起来。资金的矛盾是制约农村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抓住资金问题就是抓住了新农村建设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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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伟:在新农村建设上,发展资金方面也是一个难题,现在一些地方都有钱去搞新房舍、新设施的改善,但为什么不在经济发展方面投入一点?我们看好了一个食用菌项目,应该能挣钱,但因为资金不能到位,跑很多金融部门都找不来款项。

我有几个问题要与徐老师商榷一下。钱从哪里来与钱如何来,两个问题在回答的时候有一些矛盾,钱从哪里来主要是通过土地置换问题来获得,而后面是从寄托国家财政的角度来获得。两者之间在内在逻辑上有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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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丽:这个问题涉及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即被组织起来的农民想发展新项目太难拿到钱。现在合作社基本上都成立了资金互助组,但还名不正言不顺,其实资金互助也是新农村建设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农民没有自己的银行,贷点钱很困难。

在实现令人兴奋的目标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现在由单产500斤增加到800斤,前提是粮食能转变成货币,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粮食市场,只要稍稍发生一点价格变化,就会引发很多问题。

胡寨村现有村民二百多户千余人,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妇女/儿童/老人留守村里。

在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状态下,要解决政府的钱能够比较好地流到农民那里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政府和一盘散沙的小农之间有个中间主体,即成立农民的合作社或者农民的组织、农民组织对当地农民的信用及申报项目能够把好关。农民先非常诚实地上报一个项目,不是为了套国家的钱,也不是等靠要;国家那一头因为有这个组织,也用不着跟分散的农户打交道。因此,把农民组织起来,一靠农民自主自觉,靠农民觉悟的提高,另外也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

另外,土地置换也存在很大的限制因素。从现有的政策上来讲,不允许农民个人买卖土地,当然这也是下一步农村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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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砚斌:刚才何老师一说提醒了我。比方我们协会和资金互助会,我们资金互助会把村里面最讲信用的组织起来,如果信用社对我们这里贷款,我总觉得一点事没有,因此至今四个村资金互助项目都没有一户拖欠,依靠严格章程规范,信用社贷款给我们肯定有保障。

就解决农村资金的问题,从政策层面上来看,我持以下观点,一,中国即将进入农村大投资的阶段。理由在于,首先,持续性的城乡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带来很多不稳定、不公平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成一种共识。其次,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财政收入今年已经超过3万亿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反哺农业的物理基础。再次,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可以开拓国内市场,实现国内资本市场的需要。

合作社把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人协会”,平时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唱戏。

何慧丽:这个模式应该叫农村信用社或者国家银行+合作社或资金互助会+农户。我离开兰考的时候,把当地的人民银行的行长带去看了一天,把信用社的也带去看了一天,这个想法做了很多,都在探索。

第二,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最基本的途径还是要搞市场。政策支持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下一步改革非常艰巨的,包括土地政策改革、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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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正确发挥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在市场基础不健全的前提下,市场有很多缺陷的,需要政府进行调控。在此过程中,要掌握好政府做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尽可能交给市场去做,政府不要插手;要研究新形势下农村政策的总体框架,现在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保护要与时俱进,在新形势下,国家应该主要以与市场不挂钩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支持;要研究资金使用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成本效益问题,比如通过贴息的方式来发展政策性农村金融问题、政策性农村保险问题。

老人们传唱的这些传统戏曲,都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可是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呢?

财政杠杆四两拨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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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朋: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财政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在发挥作用的时候遇到哪些问题?

来自北京的新工人艺术团,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艺术团新成员/路亮在为大家演唱原创作品《一路有你》。

与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相比,“三农”方面的支出比重却在下降。1991年中央财政给“三农”的投入占中央财政支出21.3%,到2004年的时候,比重下降到10.8%。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的理念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现在大思路更多的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型的财政,财政考虑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财政支出更多的投向于城市和企业,偏向于向政府和企业服务。只有真正树立公共财政资金的理念,提供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才有可能把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推广到农村。从公共财政的理念来看,农村与城市,市民与农民就是一体的,比如说财政支援农村,这样的提法就不太妥当。财政应该把提供整个社会公共产品的服务作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增加政府对“三农”的支出,是对国家原来思路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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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有体制下财政方法不改变,那么再多的财政投入下去,效果都要打折扣的。在财政中会出现一些现象,比如收多增少,财政管理庞杂,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等,因为中央财政拨款到农村需要很长时间,从现实来看,从中央到农村的时候能损失70%。

河南兰考胡寨村/大地民谣乡村音乐会,当晚活动现场被村民围的满满的。除了本村的村民,还有周边的村民开车电瓶三轮车过来。老年人和孩子居多,孩子们爬在舞台边上跟着音乐节奏不停地晃动。老人们安静地坐着看着。屋檐下,墙角边,也挤满了观众。整整两个多小时,几乎没有人中途离场。乡村,太需要文化生活了,当音乐响起,我们的心灵开始复苏,眼睛开始有精神,脸上泛起了微笑。大地民谣,行走民间,扎根大地和人民,唱响民众心声。

我认为,改善财政管理和投入方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整合机构职能,改变对“三农”投入的机制。第二是合理制定在现阶段公共财政覆盖范围,现在并不是把范围扩大到市场经济应发挥作用的领域里去。第三,充分利用更大的市场机制。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公共产品的直接生产是有区别的,政府负责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不一定非得政府直接出面,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可以通过市场化、企业化的运作。还要改善投入的管理和投入方式的改变,这样才能使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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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观点,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杠杆的引导作用,吸引资金。农村建设所缺的资金,仅靠财政解决是远远不够的。比如2004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是2435亿元,假设第二年翻一番,也不足5000亿,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是车水杯薪,现在吸收农村存款总共是6万亿,如果把其中10%用于农村,就是6000亿资金,所以财政在增加“三农”投入时,更重要的是引导资金的使用。引导关键靠什么?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在于利益的诱导,一定要建立一个利益诱导机制和平台,投入“三农”不是一个亏本买卖,不是成本高、得不到收益的投入。

2017年11月7日,上午10:30,河南兰考,黄河岸边。

财政杠杆的引导作用还应该体现在对农村资金、制度引进上,公共财政的本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更主要的是民主财政,这就要求公共产品的决策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看,把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范围扩大,就意味着财政还应该在制度建设和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方面也发挥自己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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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旭:梁教授的观点之外,我有两点补充:一是改善财政收入的管理和方式。现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不容乐观,农村义务教育没有得到保障,农村卫生以及农村资金保障都不够。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合理配置政府用于农村的公共资源。

铜头、铁尾、豆腐腰,这里就是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的“豆腐腰”。毛主席曾于1952年和1958年两次来这里视察黄河,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除此之外,还应该区别对待公共财政政策。应该区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采取有区别的财政金融政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该采取不同的财政资源的投入、财政补贴和国债资金的支持力度等等。政策性金融本身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因为原来政策性金融主要是为了保证供销体系。但是在新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快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政策性金融的投向,或者投资的力度应该有新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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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保证公共财政高效率,中央也有一些安排,比如说在去年12月底中央召开农村会议上提出保证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量要高于上一年。在资金规模上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是如何保证这些资金真正到位,如何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比如一些扶贫资金,特别是巨额的扶贫资金并没有发挥很好的效率,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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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才能富裕

回归自然/大地/人民,才是最美。

王天义: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关键在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而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村人口大国,又是一个转型中的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转型指中国农村社会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社会,生产要素不可以流动(比如土地不能流动,农民由于户口限制很难改变自己的身份),因此中国向工业化转化要比西方国家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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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只有减少农村人口才能繁荣农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如果把农民仅仅困在一亩三分地上,农民是不可能富裕的,必须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这是一个规律。也有人担心,农民走出来了,土地怎么办?国家的粮食怎么办?去年有人提出,如果农民出去打工把土地转租给土地银行,还可以拿利息,土地银行拿到土地后低息转包给农户,利息的差额应该由国家财政出。我认为关键还在经济发展,发展能够创造就业。农民的素质是一个关键。通过提高农民素质,农民进城会成为合格的工人,农民种地会成为现代的农民。

2017年11月7日下午16:00,新工人艺术团应邀来到兰考县仪封农民合作社参观学习交流。仪封农民合作社已经建立起一套“生产、消费、金融”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为社员提供生产管理、产品销售、资金互助的全方位服务。

赵树凯:结合王教授的发言我想讲三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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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过程,作为一项工作很难把握。比如现在都说苏南、珠江三角洲劳动力转移得好,但早期苏南的发展,不是从劳动力转移工作开始,广东也不是把劳动力转移后,才搞对外开放。所以劳动力转移虽然是很大的问题,但突破口很难找,理论模型很容易做出来,但具体实施有难度。

利用演出前的空余时间,胡寨哥哥王继伟带艺术团成员到附近的“封人请见夫子处”参观。

第二,劳动力转移的是农民,农民也有社会性的追求和规律,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因此要尊重农民行为和理性。而在前些年的工作里恰恰出现了一些问题,把劳动力转移当成了政府可以自己规划、出台政策的行为。我认为,应该首先从以人为本出发推动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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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市场的困扰。十年来乡镇企业吸纳的就业并没有增加,于是农村劳动力开始外出打工。到1996年,农民工外出达到高潮,而此时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于是很多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采取了非常鲜明的限制,甚至打压措施。但据研究发现,农民流动的速度并没有明显降低,反而持续增长。

《论语·八佾》记载:“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后人镌刻“请见夫子处”碑,现兰考县存有残碑,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据1936年《兰阳·仪封志》合印本记载:“孔子适卫,封人请见,原非一二……”可见“孔子适卫,封人请见”一事是没有疑义的,地点就在今兰考县仪封乡。被清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佰行就是兰考仪封人,他曾在此创建请见书院。近年来,封人请见夫子处成为仪封的一张名片,每年都有众多国学爱好者、专家及学者到仪封探寻这一胜迹 。

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来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我觉得政府要做的有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政府要做自主建设,建立统一开放、城乡通开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农民自己做不了的。第二,政府要建设培训体系。从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拿出一部分钱来搞阳光工程。任何教育都是一个公共产品,个人从教育当中获得的收益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社会。第三,具体体系建设。农民的去处要由政府部门批准,如此说来去哪儿,做什么工作到底是政府的权利还是农民的权利?前几年推出的为减少外来人口的一套制度,明显违背了市场流动规律,好在去年已经全面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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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新农村

11月7日晚18:00,大地民谣音乐会在兰考仪封农民合作社开唱。

施虹: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最后一点提到的是管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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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管理民主在建国以前就存在,陕甘宁边区当时就出现过民主选举政治和豆选法。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有三大创造,其中之一即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村民自治”——把农村土地制度,由原来的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也归集体,变为所有权是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归农民。正是由于这项改革使农民成了生产经营者,而当农民成了独立的生产单位,民主的诉求就越来越高涨。他会关心集体的资产如何运营,农村的公共事务如何进行管理。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就会要求公平、公开、公正,进而构成了村民自治的内在驱动力。但不可否认,政府在村民自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外在的作用,特别是村民自治法在法律上保证了村民自治的执行。但是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

合作社带头人王继伟开场致辞,今晚主要邀请的都是合作社的骨干社员,作为内部福利,一起学习交流。

现在看农村民主政治领域,村民自治这方面发展得比较成熟。早在1981年,小平同志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时就曾表示,中国有十亿人口,中国人民的素质不够高,所以普遍实行直选的时机不成熟,因此县级以上是间接选举,县以下基层是直接选举。小平同志又指出,可能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在我们国家才可以实行普遍的直选。从乡镇长直选的实践来看,它不仅为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和谐做出贡献,而且还为整个国家推动直选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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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江:推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不能说它是关键和突破口,但是至少是一个制度保障。

新工人艺术团鼓手/主唱:姜国良,在为大家演唱《回家》,这首歌是翻唱台湾黑手那卡西工人乐队的一首作品,讲述的是一位外出打工受了工伤的工友回家的心情。新工人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劳动者群体,也是城乡的桥梁和纽带,他们身上的责任沉重,一头担负着城市建设,一头担负着乡村发展,返乡工友也必将成为中国新时代新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无论对一个组织,还是对单个的自然人来讲,获得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必然伴随着民主诉求的提出。如果经济上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可能有更多的民主诉求,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资金权等等。而经济方面的因素和民主方面的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此外,政府的推动是建设农村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单靠农村制定现代化的民主政治是有难度的。真正解决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的关键不在农村自身,而在整个国家的大结构、大格局、大方向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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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文化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对民主政治影响很大。现代化家庭出现所谓的三世同堂,农村的宗徒势力逐渐在瓦解,农民的文化素质在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农村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观念。这些情况都是促使农村民主政治产生的一些因素。

我们的老朋友:蔡建军,很有大导演的风范,为大家表演古典吉他演奏。

我也同意执行权、决策权、参与权都属于村民。但要注意处理好尊重、保护这种自治权利和村民履行义务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对农民权利的尊重不够、保护不够,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了农民的利益。 “新农村”是个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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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就曾号召实践过的“乡村建设运动”;建国后,1956年、1957年人民日报就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改革前“农业学大寨”、“全党大办农业”也曾掀起农村建设的热潮;1994年胡锦涛同志在郑州考察时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张。新世纪以来,连续三个农业“一号文件”更是突显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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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的现实却是农业服务于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农民与市民的差距持续拉大。也许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8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例是1.84:1,1994年是2.86:1,到2005年则是3.22: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落后于城市居民10年!农村与城市间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上的差异更是惊人。可以说,农村很少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工农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改变的临界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共识。

合作社成员们也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大家一起,参与互动,其乐融融。

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改过去着眼于某个领域,如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转而强化对“三农”领域的全方位支持,更是以人为本,从乡风村容、社会文化事业以及民主管理等方面“多管齐下”,全面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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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有了,但如何落实细节更为关键。

天下工农是一家,城乡互助共发展。

如何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资金从何处来?需要怎样的财政政策?农村劳动力如何转移?如何实现农村的管理民主?这才是新农村建设中百姓切实关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些,或许农民真的离 “种粮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的生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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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两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党校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关注新农村建设的专家学者齐聚党校,就上述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朱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国务院法制办农业资源与环保司司长王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石霞、徐祥临、王天义、梁朋、施虹。论坛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赵振华主持。

“大地民谣不是为了远方,也不是为了所谓田园,而是扎根大地,扎根工农。新工人群体来自农村,心系家乡,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也将成为振兴新乡村的主要力量。振兴乡村不只是经济振兴,也是文化振兴,因为有文化才有根。大地民谣是一次文化的万里长征。”

北京报道

大地民谣,行在民间。下一站:民权。

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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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霞:新农村“新”在哪里?我个人理解,“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生产方式新。解决农村的问题,最关键就是要解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不适应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要求。我认为,生产方式的创新主要解决三个关系问题,一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农业生产中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按照循环经济思想来建立中国的有机农业,克服传统农业的一些弊端。二是,要处理好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关系。我国农业生产从九十年代初出现的问题就是农民进入市场困难。虽然家庭承包制解决了管理问题、动力问题、激励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迈入市场的问题,市场的高门槛阻止了农民进入市场。三是,要处理好城乡关系。这是我们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关键之点。城乡关系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合理的交换关系、合理的产业分工关系和合理的资源分配关系。生产关系的再造,无非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其次,是生活方式新。这要从两点突破,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乡村建设。构建学习型社会要教育农民、培养农民的技能、解决人新的问题。生活方式新的突破口,重点应该在村庄。在新乡村建设当中,应该遵循三个原则:一生产与生活要有机结合原则,二家庭的能源建设和家庭生活相结合原则,三农民的生活习性、传统的文化习惯与庭院、村庄的建设合理布局相结合,形成乡村的特点。

再次,是管理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要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乡镇政府作为领导者应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缩小政府规模。否则,新的管理模式很难建立。二是党的领导和农民自治的关系,实现在农民自治中确保党的领导。三是经济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还是经济自助,这直接影响到社会民主化。

我认为,新农村建设,生产转变的突破口在于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营。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时候,现在的农民市场抗风险能力非常弱,在与工商企业竞争中处于弱势。组织农民占领市场是保证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繁荣的一个重要途径。

合作经济组织在新农村建设当中有四方面重要的作用。第一,合作经济组织为穷人、弱势群体创造公平创业机会,起到社会的减压剂、稳压阀的作用。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是民主管理、民主建设的学校。每个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经济要求进行民主决策,了解民主权利、培养民主思想。第三,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市场中维护农民的利益,也是发展农业的主要载体。第四,合作经济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农民的桥梁。加入WTO之后,政府不可能给农村补钱,需要中间组织作为政府补贴的载体。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哪里?就是要把服务转给合作经济组织,同时合作经济组织还可以作为农民的代表,在跟国外的农产品竞争当中作为谈判组织出现。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点评人谢义亚:石教授提出生产方式的转变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这个观点非常大胆。我赞成这个观点,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我做以下补充。

现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与过去有所不同。农村合作组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有社区合作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的区别。小平同志在1990年讲两个飞跃问题,即“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农村合作经济长期发展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1955年农村合作社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后来又有大锅饭、一窝蜂这样的现象,所以从80年代到90年代,大家都怕了这种形式。原来搞合作着眼点在生产合作社,搞初级社、高级社、区域性集体,而忽视了流通里的合作。这与当时的背景有关。当时搞合作社的核心是要为工业化服务,所以,长时间以来,农业为工业提供大量积累和资源。现在,胡锦涛同志提出两个趋向,工业反哺农业、取消农村经济税。国家现阶段确实有力量对农业进行反哺。1982年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情长期没有办,小规模的经济、分散式的生产都应该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流通合作。比如说苹果合作社等,是很重要的组织形式。

所以我们要看清现在大力发展合作组织主要是在流通领域把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这样就不会回到过去五十年代低水平的状况。

资金短缺的出路

徐祥临: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在资金,我有几点理由:

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钱是不行的。近些年农村增收缓慢,基层干部想干事但苦于没有钱,硬让农民干的话,又导致干群矛盾突出。2003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政以来,两减免、三补贴,减免农村税、特产税,这些都是围绕钱来实施的。中央采取了实质性的惠农政策,因此这两年农村形势才有了好转,粮食这两年连续增产,农民增收幅度也有所提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落到实处还是在资金上解决问题。

钱从哪来?我设计了一个小案例,通过解决粮食问题来说明农村基本建设的效益问题。现在中国单产500斤的农田有1亿亩,在粮食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如果单产不再提高,那这些土地就只能种粮食。但通过农村合作社能把亩产500斤的土地实现亩产800斤。中国人口增加后,每年所需粮食从500亿斤提高到650亿斤,800斤单产的土地用8150万亩就可以满足了,这样的话还余下1850万亩。粮食增产,更多的是有了非农产业土地供给,1850万亩,假设每亩价值10万元,相乘就是18750亿元,所以农村基层建设是可以给农村带来资金,能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效益的。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农村建设没有赚钱?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和宏观调控观点来看,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货币不足的情况,货币利率偏高,甚至还存在高利贷的现象,这是货币短缺的佐证。另外,农村有的人没有活儿干,有的活儿没人干,这都是货币短缺的基本症状。农村之所以创造不出来财富是因为缺乏资金,是因为创造出来的财富没有货币资金表现其价值。

这些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很多,但主要投向城市,农村所用财政资金、货币资金不足10%。解决办法就是,宏观调控要向农村加大货币资金的供应力度。

我国县域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每年增加货币存款8000亿,如果把这部分资金投到农村去就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财政这几年两减免、三补贴的力度比较大,但金融手段没有启动,比如政策性银行还没有发挥作用。解决农村资金问题,财政就要下拨发资金,为金融资金进入农村市场铺平道路,比如基本的农村公共设施的建立,提供贴息担保、风险担保。从解决资金链上来讲,农业资金周转比较慢,更重要的是靠商业金融。

国际上的经验可以支撑这一观点。韩国新农村建设,包括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基本上是从日本拷贝过来。日本在二战前存在农村资金短缺、乡村发展困难的问题。日本通过财政把大量资金投入农村以后,农村资金一下就活了。在日本、韩国、台湾,它们的农村政策可以总结为:一是拿钱干活搞建设,二是干活拿钱有收入。

所以财政和金融要向农村倾斜,解决农村资金供给不足问题。解决效益问题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高效率利用资金、科学规划、搞好农村建设。

朱泽:单纯依靠制度性创新已经很难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需要制度上的创新和发展的创新结合起来。资金的矛盾是制约农村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抓住资金问题就是抓住了新农村建设的牛鼻子。

我有几个问题要与徐老师商榷一下。钱从哪里来与钱如何来,两个问题在回答的时候有一些矛盾,钱从哪里来主要是通过土地置换问题来获得,而后面是从寄托国家财政的角度来获得。两者之间在内在逻辑上有矛盾之处。

在实现令人兴奋的目标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现在由单产500斤增加到800斤,前提是粮食能转变成货币,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粮食市场,只要稍稍发生一点价格变化,就会引发很多问题。

另外,土地置换也存在很大的限制因素。从现有的政策上来讲,不允许农民个人买卖土地,当然这也是下一步农村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解决农村资金的问题,从政策层面上来看,我持以下观点,一,中国即将进入农村大投资的阶段。理由在于,首先,持续性的城乡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带来很多不稳定、不公平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成一种共识。其次,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财政收入今年已经超过3万亿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反哺农业的物理基础。再次,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可以开拓国内市场,实现国内资本市场的需要。

第二,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最基本的途径还是要搞市场。政策支持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下一步改革非常艰巨的,包括土地政策改革、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

第三,要正确发挥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在市场基础不健全的前提下,市场有很多缺陷的,需要政府进行调控。在此过程中,要掌握好政府做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尽可能交给市场去做,政府不要插手;要研究新形势下农村政策的总体框架,现在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保护要与时俱进,在新形势下,国家应该主要以与市场不挂钩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支持;要研究资金使用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成本效益问题,比如通过贴息的方式来发展政策性农村金融问题、政策性农村保险问题。

财政杠杆四两拨千斤

梁朋: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财政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在发挥作用的时候遇到哪些问题?

与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相比,“三农”方面的支出比重却在下降。1991年中央财政给“三农”的投入占中央财政支出21.3%,到2004年的时候,比重下降到10.8%。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的理念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现在大思路更多的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型的财政,财政考虑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财政支出更多的投向于城市和企业,偏向于向政府和企业服务。只有真正树立公共财政资金的理念,提供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才有可能把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推广到农村。从公共财政的理念来看,农村与城市,市民与农民就是一体的,比如说财政支援农村,这样的提法就不太妥当。财政应该把提供整个社会公共产品的服务作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增加政府对“三农”的支出,是对国家原来思路的补偿。

如果原有体制下财政方法不改变,那么再多的财政投入下去,效果都要打折扣的。在财政中会出现一些现象,比如收多增少,财政管理庞杂,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等,因为中央财政拨款到农村需要很长时间,从现实来看,从中央到农村的时候能损失70%。

我认为,改善财政管理和投入方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整合机构职能,改变对“三农”投入的机制。第二是合理制定在现阶段公共财政覆盖范围,现在并不是把范围扩大到市场经济应发挥作用的领域里去。第三,充分利用更大的市场机制。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公共产品的直接生产是有区别的,政府负责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不一定非得政府直接出面,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可以通过市场化、企业化的运作。还要改善投入的管理和投入方式的改变,这样才能使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第三个观点,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杠杆的引导作用,吸引资金。农村建设所缺的资金,仅靠财政解决是远远不够的。比如2004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是2435亿元,假设第二年翻一番,也不足5000亿,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是车水杯薪,现在吸收农村存款总共是6万亿,如果把其中10%用于农村,就是6000亿资金,所以财政在增加“三农”投入时,更重要的是引导资金的使用。引导关键靠什么?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在于利益的诱导,一定要建立一个利益诱导机制和平台,投入“三农”不是一个亏本买卖,不是成本高、得不到收益的投入。

财政杠杆的引导作用还应该体现在对农村资金、制度引进上,公共财政的本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更主要的是民主财政,这就要求公共产品的决策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看,把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范围扩大,就意味着财政还应该在制度建设和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方面也发挥自己的引导作用。

何德旭:梁教授的观点之外,我有两点补充:一是改善财政收入的管理和方式。现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不容乐观,农村义务教育没有得到保障,农村卫生以及农村资金保障都不够。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合理配置政府用于农村的公共资源。

除此之外,还应该区别对待公共财政政策。应该区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采取有区别的财政金融政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该采取不同的财政资源的投入、财政补贴和国债资金的支持力度等等。政策性金融本身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因为原来政策性金融主要是为了保证供销体系。但是在新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快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政策性金融的投向,或者投资的力度应该有新的考虑。

怎样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保证公共财政高效率,中央也有一些安排,比如说在去年12月底中央召开农村会议上提出保证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量要高于上一年。在资金规模上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是如何保证这些资金真正到位,如何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比如一些扶贫资金,特别是巨额的扶贫资金并没有发挥很好的效率,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并不高。

转移才能富裕

王天义: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关键在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而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村人口大国,又是一个转型中的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转型指中国农村社会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社会,生产要素不可以流动(比如土地不能流动,农民由于户口限制很难改变自己的身份),因此中国向工业化转化要比西方国家更加复杂。

我认为只有减少农村人口才能繁荣农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如果把农民仅仅困在一亩三分地上,农民是不可能富裕的,必须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这是一个规律。也有人担心,农民走出来了,土地怎么办?国家的粮食怎么办?去年有人提出,如果农民出去打工把土地转租给土地银行,还可以拿利息,土地银行拿到土地后低息转包给农户,利息的差额应该由国家财政出。我认为关键还在经济发展,发展能够创造就业。农民的素质是一个关键。通过提高农民素质,农民进城会成为合格的工人,农民种地会成为现代的农民。

赵树凯:结合王教授的发言我想讲三个看法。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过程,作为一项工作很难把握。比如现在都说苏南、珠江三角洲劳动力转移得好,但早期苏南的发展,不是从劳动力转移工作开始,广东也不是把劳动力转移后,才搞对外开放。所以劳动力转移虽然是很大的问题,但突破口很难找,理论模型很容易做出来,但具体实施有难度。

第二,劳动力转移的是农民,农民也有社会性的追求和规律,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因此要尊重农民行为和理性。而在前些年的工作里恰恰出现了一些问题,把劳动力转移当成了政府可以自己规划、出台政策的行为。我认为,应该首先从以人为本出发推动劳动力转移。

第三,市场的困扰。十年来乡镇企业吸纳的就业并没有增加,于是农村劳动力开始外出打工。到1996年,农民工外出达到高潮,而此时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于是很多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采取了非常鲜明的限制,甚至打压措施。但据研究发现,农民流动的速度并没有明显降低,反而持续增长。

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来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我觉得政府要做的有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政府要做自主建设,建立统一开放、城乡通开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农民自己做不了的。第二,政府要建设培训体系。从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拿出一部分钱来搞阳光工程。任何教育都是一个公共产品,个人从教育当中获得的收益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社会。第三,具体体系建设。农民的去处要由政府部门批准,如此说来去哪儿,做什么工作到底是政府的权利还是农民的权利?前几年推出的为减少外来人口的一套制度,明显违背了市场流动规律,好在去年已经全面取消。

和谐新农村

施虹: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最后一点提到的是管理民主。

农村的管理民主在建国以前就存在,陕甘宁边区当时就出现过民主选举政治和豆选法。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有三大创造,其中之一即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村民自治”——把农村土地制度,由原来的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也归集体,变为所有权是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归农民。正是由于这项改革使农民成了生产经营者,而当农民成了独立的生产单位,民主的诉求就越来越高涨。他会关心集体的资产如何运营,农村的公共事务如何进行管理。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就会要求公平、公开、公正,进而构成了村民自治的内在驱动力。但不可否认,政府在村民自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外在的作用,特别是村民自治法在法律上保证了村民自治的执行。但是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

现在看农村民主政治领域,村民自治这方面发展得比较成熟。早在1981年,小平同志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时就曾表示,中国有十亿人口,中国人民的素质不够高,所以普遍实行直选的时机不成熟,因此县级以上是间接选举,县以下基层是直接选举。小平同志又指出,可能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在我们国家才可以实行普遍的直选。从乡镇长直选的实践来看,它不仅为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和谐做出贡献,而且还为整个国家推动直选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王振江:推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不能说它是关键和突破口,但是至少是一个制度保障。

无论对一个组织,还是对单个的自然人来讲,获得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必然伴随着民主诉求的提出。如果经济上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可能有更多的民主诉求,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资金权等等。而经济方面的因素和民主方面的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此外,政府的推动是建设农村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单靠农村制定现代化的民主政治是有难度的。真正解决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的关键不在农村自身,而在整个国家的大结构、大格局、大方向的调整。

此外,还有文化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对民主政治影响很大。现代化家庭出现所谓的三世同堂,农村的宗徒势力逐渐在瓦解,农民的文化素质在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农村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观念。这些情况都是促使农村民主政治产生的一些因素。

我也同意执行权、决策权、参与权都属于村民。但要注意处理好尊重、保护这种自治权利和村民履行义务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对农民权利的尊重不够、保护不够,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了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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