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资讯,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

2019-08-22 16:15 来源:未知

在WTO农业协议约束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框架目标已经确定。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中的三种趋势。一、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这种趋势有可能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成员之间,受农产品协定的约束和影响,世界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发展中成员贸易优惠的相对减少,使得发展中成员,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纯进口成员,必然发生由于进口用汇增加出现支付上的困难。这些成员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与农产品出口成员实行双边自由化贸易。根据双方签定的双边支付协定和换货协定进行,对农产品贸易发生的应收应付货款,不用现汇支付,采用记账抵冲,这种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农产品贸易中仍然会长期存在,如中俄之间、中朝之间、俄朝之间、中韩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有这种贸易形式。当然,在发达成员之间以及发达成员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之间也曾经出现并且仍有可能新出现这种贸易方式。二、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受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趋势的影响,农产:品区域贸易自由化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在区域集团内部展开。这些国家为谋求地区经贸合作,希望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促进农业的发展和解决食品短缺问题。如欧盟(1993年前称欧共体)实行的共同农业政策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在成立之初,其内部的农产品自给率只有89%,谷物、肉类、蛋品和食品类在相当程度上靠外部进口,农业生产成本远远高于世界水平。自从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后,欧盟各国的农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产品自给率,而且自1981年起,欧盟成了粮食净出口者。欧盟国家的市场供应稳定,促进了农业结构改革、农场规模扩大并走向现代化。欧盟的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在农产品协议约束之下仍将继续下去。近年来,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也开始走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尽管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多限制因素,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如非洲某些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助下,为实现农业发展中的短期目标做了不少工作。但这些国家的粮食增长速度一直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贫穷人数有增无减。加上近年来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使本来已很困难的食品供应局面变得更加严峻,实际状况越来越坏。这种情况使他们认识到,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不能单独有所作为,必须进行地区经贸合作,以改变其困境。目前已建立了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马格里布自由贸易区、东非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等。在拉美地区,农业的发展与外部市场联系程度比较紧密,农业生产及贸易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比重较大,国际市场上的营销波动和贸易规则的变动都将对其发展构成影响。近些年来,拉美地区农产品出口收入明显下降,农业损失巨大。尽管政府采取广泛积极的农业发展方针,却未能获得有效成果。该地区贫穷人数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为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条件,拉美地区许多国家积极推进本地区经济实现一体化进程,如建立安第斯集团、加勒比共同体等。8年前开始运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已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泛美贸易集团;10年前开始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近两年正在酝酿建立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3左右。显然这些区域集团成员在内部实施区域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条件是存在的,集团内部成员将从贸易转移中获得利益。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三、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开放农产品市场、降低保护程度,实现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总趋势。多年来,发达国家对农业采取高度支持和过度保护政策,而对过剩的农产品库存采用低价倾销的方式推向国际市场,造成了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混乱和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这些不良后果促使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向减少政府保护和开放方面调整,并向实现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方向努力。如欧盟自1992年以来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主要原则是:降低价格,增加休耕地面积,削减产量,对完成休耕地指标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减少农业集约化程度,在农业用地上植树造林等。发达国家的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扩大出口的机会,有助于发展其农业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必然要增加生产资料进口,反过来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消费与生产合理化。因为受自然资源的制约,没有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完全满足本国居民日益增长的食品多样化需求,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仍然依靠进出口贸易来解决。因此,在WTO框架约束之下,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和加强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是大多数国家所需要的,但是,这种竞争必须按一定规则进行。四、三种贸易自由化趋势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农产品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双边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走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尤其是双边自由化对全球自由化来讲,矛盾的程度尤甚,统一的程度不足。尽管这种双边自由化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但它毕竟是与全球贸易自由化总目标相悖的。随着WTO农业协议的实施及各国经济的发展,双边贸易自由化趋势将逐渐减弱,以至于融人区域贸易自由化潮流之中,或者最后回归全球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与全球贸易自由化同样是既具有背离的一面,又具有趋同的一面。由于WTO农业协议的约束和推动,其背离的一面将会受到遏制,而趋同的一面将有加速之势,最终走向全球贸易自由化,然而,这条道路曲折而又漫长。一般而言,农产品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具有双重作用,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效应,且都比较明显。首先,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区域内各国的农业要素实现优化组合和配置,生产要素得以发挥比较优势,消除了影响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区域贸易自由化毕竟超越了国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规模经济,这种趋势与国际分工向深度、广度发展的趋势是并行不悖的。其次,区域贸易自由化促使其内部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产品生产成本下降,比较利益提高。市场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也为非成员提供了贸易机会。第三,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向周围扩散。区域集团最初总是从几个国家开始的,然后再向周边渗透、辐射,接纳新成员,滚动发展。欧盟的扩大过程就是这样,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将会向整个美洲扩展;而酝酿之中的亚太经济圈、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必然呈现出多层次的分工与多样化的合作形态。因此,随着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向内部深化及其逐步增加对区外的开放,必然使其成为农产品贸易最终走向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区域贸易自由化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全球一体化,未来的农产品贸易趋势,将取决于各国、各地区、各集团竞争实力的此消彼长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前景。当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排他性大于其开放性、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时,则出现贸易转移,并且给非成员以差别待遇,从而成为阻碍农产品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因素;当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开放性大于其排他性,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时,则发生贸易创造,并且给非成员的差别待遇减少,从而成为促进农产品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因素。事实上,一个集团的建立,究竟是促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而增加贸易创造效应,还是导致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加重而增加贸易转移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经济条件的变化及由这种变化所决定的非成员国的反应。在国际经济发展比较顺利,非成员国对其所受到的差别待遇反应并不强烈的情况下,它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贸易创造效应增加明显;反之,当国际经济条件恶化、竞争激烈,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都会导致在竞争中相对地位的重大变化时,非成员国将对这种歧视待遇作出强烈反应,那么,它就会成为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来源,此时,贸易转移效应增加明显。(郑州工程学院粮食经济研究所娄源功)

在WTO谈判进展艰难、APEC自身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缓慢的背景之下,APEC成员间FTA大量涌现。其中,TPP、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三个正在谈判中的较大的次区域FTA将对APEC内部FTA发展与重组产生重大影响。APEC内部大量FTA的存在形成了繁杂的原产地规则和多重的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给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何整合亚太地区的FTA,正日益成为APEC成员关注的问题。基于APEC地区FTA发展的现状,整合APEC成员内部FTA,从而建立FTAAP、RCEP发展与TPP合并、TPP扩张到FTAAP的三种路径可以作为备选方案。

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之一。为了保护国内农业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农业贸易保护问题一度成为影响日本贸易自由化的最重要因素。本文概述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其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具体的农业保护措施。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展望了日本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

非贸易关注问题是WTO新一轮农业谈判的重要内容。WTO《农业协定》明确提出贸易自由化改革“要考虑非贸易关注,包括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的需要”;WTO《多哈宣言》进一步表示“已注意到成员提交的谈判提案所反映的非贸易关注问题,确认谈判将根据《农业协定》的规定考虑非贸易关注”;2004年7月WTO达成的《农业谈判框架协议》再次重申“非贸易关注问题将在谈判中得以考虑”。非贸易关注不仅关系到WTO《农业协定》允许的不同于其他货物贸易规则的农业补贴支持措施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新一轮农业谈判的走向和改革力度,成为谈判各方分歧和争议最大的热点议题之一。正确把握非贸易关注问题实质,分析WTO成员不同主张的原因,明确我国立场,对于切实维护我国农民和农业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事资讯,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APEC内部FTA;FTA整合;亚太自由贸易区

早在1955年,日本就已经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 成立时日本就是其成员之一,并把推行贸易自由化作为日本贸易发展的基本方针,但是涉及农业的相关开放政策,日本政府采取高关税、高补贴等手段极力抵制,使其他国家农产品在日本很难获得市场。直到2011年,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的谈判,日本农业市场自由化发展迎来了转机。

一、非贸易关注问题的实质

宫占奎,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APEC研究;曾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发展

非贸易关注问题是指那些有悖于WTO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但却涉及到个人、国家或整个世界的多方面社会福利的现存问题。从广义上来看,非贸易关注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指纯粹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无法体现和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贸易某一方利益的损失和减少的问题;二是指开展农产品贸易可能引起和影响到的问题,如动植物产品贸易可能引致的动植物和人类卫生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的内容已在WTO《实施卫生和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得到了考虑,而前者的问题对WTO现有协议和规则而言还是空白点,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考虑,当前农业谈判中讨论的非贸易关注主要是这一内容。

在WTO谈判进展艰难的大背景之下,由于APEC自身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缓慢,进入21世纪,APEC各成员从自身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开始积极构建自身的FTA网络。APEC成员间FTA的大量涌现,导致“意大利面碗”效应明显,使得交易成本增加。如何整合APEC内部的FTA,实现统一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APEC成员间FTA发展原因及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亚太地区FTA整合的路径。

1.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WTO农业谈判中涉及的非贸易关注本质上是农业多功能问题,即由于农业多功能性的存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无法体现和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贸易方利益损失和减少的问题。农业多功能指农业除了具有生产食物和植物纤维等农产品这一主要和传统认知的功能外,同时还具有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非商品生产功能。目前讨论较多的农业非商品产出主要包括:保护和改善环境、形成农业景观、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农村活力和地区平衡发展、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农村就业、替代社会福利保障、经济缓冲、消除贫困和确保农民生计、保留农村文化遗产等。

一、APEC成员间FTA发展的原因

1955年日本正式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此期间日本逐步放宽了对大米等产品的价格管制,并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开展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一部分进程。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对大米等粮食类作物的管控,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米实行集中管理和全量管制,并初步探索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到70~80年代后放宽了对大米的管理力度,市场流通逐渐成为衡量价格的重要依据,农产品贸易种类的限制数目逐步减少,与此同时,高额的农业补贴政策成为稳定日本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措施,年均补贴额度高达4万亿日元,为其他发达国家的数倍之多[1]。

由农业多功能性决定的农业非商品产出具有联合生产、外部性和公共产品三大特征:

近些年来,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缓慢、WTO谈判艰难以及各成员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是APEC成员内部FTA迅速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

2.WTO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非商品产出的联合生产特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农业生产总是在特定的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和特定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条件下进行的。同时,由于农业的地域分布特征,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也是密不可分的,农业生产区域与农村生活区域重叠交叉,农业生产通常是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特定农村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形成和维护、农村田园景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在完成目标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必然会对农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以及农村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非商品产出功能。这些非商品产出功能与商品生产结合,密不可分。

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大阪行动议程》所确定的APEC三个支柱之一。1993年APEC西雅图会议通过了《APEC贸易和投资框架宣言》,提出APEC的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1994年11月印度尼西亚APEC领导人会议发表的《茂物宣言》提出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即APEC中的发达工业化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2020年实现茂物目标,并明确了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是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途径。1995年的《大阪行动议程》规定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9项原则、基本框架和15个具体领域的行动内容,其中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和投资等四个领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包括了11个领域。APEC各成员应在自愿和非约束性原则基础上定期提交涵盖15个具体领域的单边行动计划,阐述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措施及时间安排。1996年菲律宾领导人会议上各成员国首次正式提交了各自的IAP,并于1997年1月开始实施。

自乌拉圭回合谈判后,日本政府根据WTO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调整了农业保护的相关政策,减少价格补贴、高额关税等限制措施,增加绿箱政策的比重。日本农产品平均关税虽下降为64.9%,仍然远高于欧盟的15.7%和美国的10.9%。多哈回合谈判中,日本政府极力反对进一步加快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提出注重农业多功能性、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等非农业贸易议题,意在把大米排除在自由化进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持现有状态,拒绝就保护措施作出让步。

农业非商品产出的外部经济特性。作为非商品产出,农业生产对资源、生态和环境以及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超出了生产者自身的范围,对整个农村社区、国家乃至世界发生作用,生产者进行决策时不可能也没有经济激励来考虑,因此,农业非商品产出具有经济外部性特征,是一种溢出效应。

此后,APEC各成员通过IAP和CAP相结合,推动了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关税减让方面,虽然各国在个别行业依然存在高关税,但是APEC地区的平均关税从1996年的10.7%降到2008年的6.95%,降低的幅度为35%;除了韩国、墨西哥等6国外,其他成员的平均关税均已降到10%以下。其中,发展中成员关税下降幅度大于发达成员,特别是菲律宾、印尼、中国、智利、泰国的简单平均关税削减幅度较大。中国香港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零关税,新加坡的关税在1996年也降到了零,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化程度在所有APEC成员中是最高的。

3.TPP谈判中的日本

使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用补贴方式解决农业的正外部性。如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包括脱钩和不脱钩补贴两种;二是用收税的方式解决农业的负外部性,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通过征收庇古税,即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来对农业多功能负外部性进行纠正。由于贫困等原因,发展中国家通过征税使农业多功能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通常会受到多种制约,使得其难以执行或执行效果不佳;三是用数量管制的方式解决外部性。即通过数量控制使农业商品产出水平达到依据社会生产成本决策时的均衡产量;四是通过改变影响农业外部性的因素来解决农业外部性。农业外部性的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农业的环境和生态外部性取决于农业活动类型、使用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集约化水平、农业资源状况等多种因素。改变这些因素同样可以减少负外部性和增加正外部性;五是通过创建相应的制度使外部性得到内部化。如草场、林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共享资源被过度利用。

此外,在消除非关税措施、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2011年日本宣布加入TPP的谈判工作。《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10月4日报道,日本政府将贸易自由化率提升至92%,在此之前,日本共计有929种农产品采取关税保护政策,现今从中剔除240种农产品,提高了贸易自由化率,这也成为第一个贸易自由化率高于90%的谈判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在农业贸易自由化发展中作出一些让步。

农业非商品产出的公共产品特性。由于农业的非商品产出不同于商品产出,因而很难对其进行产权界定和价值量化,而且其溢出效应对生产者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影响或使其受益,并在其作用范围内难以排除他人的享用,具有非排他性。农业非商品产出还具有不同程度的非竞争性,如一定的粮食自给率带来的粮食安全保障和战略价值、经济缓冲作用的价值、劳动力就业保障对城乡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价值、农业景观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非排他性。农业非商品产出不同程度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其具有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的特性。

虽然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导致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缓慢。主要表现在:在提交的IAP中,许多成员只是对短期目标作出承诺,尽管每年都会对IAP作出调整,但实质性变化较小。一旦遭遇地区或全球不利经济形势的影响,就会停滞不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表现尤为明显。总体分析,APEC成员贸易自由化的承诺普遍不足,通常情况下不会超出在WTO中的承诺。而且,许多承诺过于笼统和隐晦,难以付诸行动或进行评估。针对自由化进程缓慢的现实,APEC也曾尝试过9个部门的提前自愿自由化的集体行动计划。然而在9个部门中,由美国提名的占了多数。EVSL的实施内容中,有的已超出了WTO的要求。同时,EVSL缺乏灵活性,是比较典型的WTO风格。EVSL最终由于实施内容和方式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无果而终。对于茂物目标,APEC成员始终没能就目标详细界定指标做出明确的解释,仅有定性而无定量标准,是一个软性指标。2005年APEC韩国会议和2006年的越南会议都曾为促进茂物目标的如期实现而做过积极努力,会议制订的《釜山路线图》和《河内行动计划》虽对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依然没有解决茂物目标的界定问题。2010年APEC按既定的时间表进行了茂物目标评估,共有13个成员参加。同年举行的日本横滨APEC领导人会议单独发表了《关于2010年茂物目标审评的声明》,指出参评成员虽然在推进茂物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同时也凸显贸易和投资领域依然存在壁垒,需要APEC成员共同努力。

二、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原因

农业多功能性决定了农产品贸易具有与其他一般货物贸易不同的特殊性,农产品贸易不仅要考虑对农业商品生产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农业的非商品产出的影响,在农业谈判中考虑以农业多功能为核心的非贸易关注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农业多功能性和农业非商品产出的特性决定了农业多功能性的价值因各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文化情况不同而各有差异,难以准确量化,要选择适度、适当和合理的政策措施十分困难,存在被滥用作为贸易保护理由的可能。

鉴于APEC继续深入进程的艰难,使得各成员逐渐将注意力转向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农业的保护政策早在明治维新时便开始出现,伴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发生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日本农业的保护政策逐步融入其经济发展,成为难以分割的一部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包含食品安全和经济两方面因素。

二、WTO主要成员非贸易关注立场

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随着谈判成员、谈判领域的扩展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变得越来越艰难。1986年启动的乌拉圭回合经过8年的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共识,但是谈判成果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打击了缔约方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谈谈停停,历经12年,依然成果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由殖民扩张带来的农产品供给体系全线崩溃,同时约有9 000万的日本民众生活在日本,致使日本的农产品供给出现缺口。随后日本较低的农业发展水平日趋凸显,导致日本国内陷入了有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农产品供给危机。日本民众每天所需的食品数量仅为300g,然而农产品黑市的价格为日本粮食流通价格的130倍,为此日本政府坚持对农产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掌控,从战略角度保证农产品供给的安全性[2]。人们对粮食安全因素下导致的农业保护政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一度成为日本政客选举的施政纲要和政治筹码,进一步强化了农业保护主义的抬头,逐渐形成了长久的发展政策。

国情的不同使得各国在如何理解农业多功能和非贸易关注的实质、非贸易关注目标的提出是否有其合理性、是否可以通过与贸易自由化目标并不冲突的方式而得以实现等问题上立场迥然不同,而这些立场和政策主张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农业多功能理念和非贸易关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而是取决于各自的利益。

图片 1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不断强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农业的发展条件和优势的持续弱化。日本在社会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以引进工业制造技术为重点,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优势逐步向工业转移。工业产品带来的高附加值使劳动力大量流失,政府为保护工业生产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平衡与稳定,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日本农业的发展。

日本、韩国的立场。日本是农业资源紧缺国家,农业经营规模小,集约化程度高,是世界上农业成本和补贴支持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日本农业也面临着进一步减少国内支持、削减关税保护水平、扩大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巨大压力。如何解决农业发展后继乏力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有效保护农业和农民集团利益是日本面临的十分严峻的挑战。为此,日本提出了非贸易关注和农业多功能的理念,在把实现农业多功能作为未来农业发展目标的同时,在WTO农业谈判中,也极力推动非贸易关注问题的有效解决。

WTO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后,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达了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的决心,同意加快谈判进程,但是直到现在,多哈回合谈判仍无实质性进展。鉴于谈判的艰难,2013年12月,在印尼举办的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将可能实施已经达成的部分协议,实施多哈回合早期收获计划①。

三、日本的农业保护措施

日本认为,农业除商品生产外还具有确保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传承文化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与农产品生产紧密联系,具有溢出效应和公共产品的特性,单靠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法则无法保证农业多功能价值的实现,农业贸易谈判必须充分考虑并有效解决因农业多功能性而产生的非贸易关注问题。要确保农业多功能价值得以实现,必须在国内支持方面允许各国根据不同的农业生产形态采取多种有效的国内支持政策措施,不仅要允许使用与生产脱钩的绿箱政策,而且要允许使用不脱钩的其他支持政策;在市场准入方面必须允许保持一定的边境保护水平。日本主张,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确定的“黄”“绿”“蓝”三箱国内支持的基本框架必须保持,“绿箱”政策标准要进一步完善以包括支持实现农业多功能的政策措施,“黄箱”政策支持水平的削减应该温和地推进,必须现实可行;扩大市场准入机会必须考虑非贸易关注需要,关税减让应有一定的灵活性,应采用弹性较大的乌拉圭公式,对农业多功能非常重要的敏感产品关税减让应给予特殊灵活性。

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WTO成员数量的扩张,多边贸易谈判的协调成本不断提高。WTO 一贯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多哈回合中有多个议题,达成协议显然很困难。其次,谈判内容涉及了相关经济体敏感的农业问题,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却不愿放弃对本国农产品的补贴。发展中国家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保护农业,在放开农产品市场方面持谨慎态度。最后,发展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元性致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一直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着WTO谈判。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WTO谈判中的话语权提高,使得谈判难以达成一致。

日本政府采取多种限制措施保护本国的农业发展,同时拒绝他国农产品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这些措施正是日本农业保护主义的重要体现,与当前世界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相违背,势必会使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由日本农业现状和特点所决定,日本主张农业多功能的侧重点是一定的粮食自给水平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国家宏观战略的价值,农业特别是水稻生产对于防治洪水、净化空气水源、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价值,以及农业对增强农村活力、继承传统文化、促进农村发展的价值。日本认为,对于农产品净进口国来说,保证稳定的粮食供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为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把扩大国内农业生产视为粮食供应的基本措施,这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必须把合理的边境措施与国内支持措施结合起来。日本特别重视对稻米的保护,早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就提出了“稻米文化”的理念,强调稻米生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本轮农业谈判中日本进一步强调了稻米生产在防治洪灾、防止土壤被侵蚀、保持地形稳定、涵养水源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与发展中成员的情况不同,日本较少强调农业的替代福利保障作用、劳动力就业保障、经济缓冲、消除贫困的作用和价值。

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不能满足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要求,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将重点转向FTA领域,以求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与多边贸易体系相比,FTA涵盖的成员较少,地域范围有限,敏感问题更容易解决。

1.农业保护措施的政策基础

韩国也积极主张农业的多功能性,强调谈判必须充分考虑和有效解决农业非贸易关注问题,其立场和主张与日本十分相近。

各成员自身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APEC成员内部FTA发展的原因之一。欧盟在发展FTA战略中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欧盟始建于1951年,开始阶段主要出于政治需要,1957年3月欧洲共同市场正式建立,1967年欧共体正式诞生。随后成员国不断增加,到1995年增加到15国。本世纪初欧盟开始接纳东欧国家加入,2007年成员国达到27个。由于欧盟的一体化水平很高,实现了生产多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了欧盟的经济发展。欧盟发展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使非成员国贸易受到了影响。

日本政府在实行农业保护时通常会以一部或者多部法律法规作为参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日本农业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关税法》、《关税定率法》和《关税暂定措施法》等法律构成了日本关税基本管理制度;《进出口贸易管理条例》和《外汇及国外贸易法》是日本农产品进出口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纲要;进口农产品卫生相关的法律包括《食品卫生法》、《消费者产品安全法》和每年制定的技术标准法规等,除此之外还包括WTO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等条约规范[3]。

欧盟的立场。欧盟人多地少,除技术先进和内部市场规模较大外,在发展农业上并无特殊优势。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形成了特有的农业高度保护体系,其特征包括对农业生产的高额支持,对重要农产品的高关税保护和对出口农产品的大量补贴。这些支持远高于除日本以外的发达国家,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作用巨大,因而成为WTO谈判中其它成员攻击的主要对象。为争取主动,寻求农业发展新思路,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维护其重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并保护国内市场免受低成本进口产品冲击,欧盟十分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但其立场和主张与日本不完全相同。欧盟主张农业多功能的侧重点不包括粮食安全保障,主要着重于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农村发展,目的是要维护其对农业高补贴支持政策,并以此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环境和质量标准,提高农业可持续性和国际竞争力。欧盟认为,无论在发达成员还是在发展中成员,农业的多功能性都应被认可,农业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的特殊作用应当得到承认;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是各国重要的社会目标,保持乡村地区平衡发展和可持续活力是农业多功能的重要方面,旨在保护环境、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增强乡村地区活力的措施具有最小的贸易扭曲效应,属于免于减让的“绿箱”政策;贸易自由化不应损害改进动物福利的努力,生产者因改进动物福利而增加的额外成本应该得到补偿,由此而增加的对农业的支持措施应列入“绿箱”免于承诺;关税减让也要考虑非贸易关注,要有灵活性,对敏感产品要给予特殊灵活性。在政策主张上,考虑到开拓市场和欧盟东扩以及财政制约等因素,欧盟要求采取对生产和贸易具有较小扭曲作用的国内支持政策,同意适当削减对贸易扭曲作用较大的“黄箱”国内支持,主张保持现有绿箱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标准,反对严格“绿箱”纪律。与此同时,欧盟还在《2000年议程》中明确提出,要建立起能够体现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农业所产生的多种利益的“欧洲农业模式”,突出强调了欧洲公众关心的环境质量、食品卫生安全和动物福利等问题。

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FTA建设起步较早,但进展缓慢。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它与其他国家签订的FTA寥寥无几,而且经济规模很小,2000年以前仅与以色列签订了FTA,直到2005年后美国才加快了实施FTA战略的步伐。特别是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亚太区域的新兴经济体却逐步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质的转变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在亚太的地位,从而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具有代表性的举动便是加入并主导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2.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的管控

美国的立场。美国农业资源丰富,科技水平先进,市场体系发育健全。建立在高度资本密集的大型商品化农场生产和经营体系之上的农业在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作物产品和技术密集型的高价值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一特征使得美国既作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最大的出口国,另一方面,由于其消费水平高,消费者在食品质量、多样性和便利性方面有很高要求,也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来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目前美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均居世界首位。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优势地位,美国成为农产品自由贸易的主要鼓吹者,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反对利用任何借口维持和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在非贸易关注问题上,美国承认各国有权追求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就业保障等农业非商品产出目标,对解决农业多功能和非贸易关注问题的合理性没有提出质疑,但强调应以不扭曲贸易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反对将农业多功能概念纳入到农业贸易谈判中。因在“绿箱”政策的使用上具有财力优势,因此美国在推动其他成员大幅度削减扭曲贸易的补贴支持政策、实质性扩大农产品市场准入同时,努力保持乃至扩大现有“绿箱”政策的范围和效力。在谈判中,美国认为“绿箱”政策规定的目标明确、不挂钩的直接支付可对农民或者非农民的风景保护等活动予以较好补偿,是帮助各国实现各种非贸易关注目标的有效手段,因此不需要采取扭曲生产与贸易的国内补贴支持措施,更不必采取边境保护措施。

日本一直坚持GATT/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进入21世纪开始转向构建以东亚地区为中心的FTA网络。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长期深陷通货紧缩状态,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1.3%,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8.6%下降到2000年的7.6%。面对疲软的经济,日本政府进行了结构改革,但收效甚微。日本意识到本国经济若想走出困境,需借助外部的力量,通过缔结FTA,扩大海外市场,增加出口成为日本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世界贸易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深化,日本在农产品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巧妙地制定普惠制、关税升级、生产标准认定和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强化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的管控。2012年3月公布的《进口食品监视指导计划书》中增加了对农产品的检查力度,将各类别项目类别检查件数由2011年的86 100件增加到89 959件。2012年4月对中国蟹类及相关制品和生姜等农产品取消普惠制待遇,这些管控措施将增加此类农产品对日出口的风险和成本,阻碍日本农业市场的开放进程。

凯恩斯集团的立场。凯恩斯集团是由农产品出口国形成的利益集团,其农业具有较显着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符合其利益。这些成员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水平普遍较低,在取消和削减农业保护、支持和补贴,扩大农产品贸易开放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比美国更广泛,谈判立场也更为坚定。由于承认农业多功能性意味着承认农业贸易的特殊性和实行农业保护的合理性,因此,凯恩斯集团坚决反对将农业多功能性理念纳入新一轮农业谈判,针对的不仅是日韩等对本国市场的贸易保护,也极力反对美欧等对农产品出口的直接、间接支持。但凯恩斯集团也承认特定的非贸易关注的合理性,强调通过没有贸易扭曲的措施解决非贸易关注。凯恩斯集团认为,每个成员都有权利提出其非贸易目标,但重要的是要分辨出哪一项政策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农村就业虽然意味着要在农村工作,但是不必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采用与水稻种植无关的途径来控制洪水会比日本提出的稻田耕作方法更加有效;非贸易关注可以通过无贸易扭曲的手段来实现;把农业多功能性作为掩盖一些成员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烟幕弹在做法违背了多数成员的利益。

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承诺将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直以来实行的出口鼓励政策面临挑战,中国原有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的贸易发展战略,无论是在政策实施还是利益实现上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制约和限制。中国需要通过建立自身的FTA网络来调整对外经济贸易战略。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需要为产品寻找潜在市场;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积极与相关国家建立FTA,便成为开拓海外市场,确保稳定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的有效途径。

3.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

与美国相同,凯恩斯集团要求为实现非贸易关注目标采取的国内支持措施应是针对性强、透明度高、与生产完全不挂钩,以避免扭曲市场和贸易。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凯恩斯集团成员认为,现行“绿箱”中不挂钩直接支付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作用,应对“绿箱”标准进行审议和加严。

东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组织,有着自身的特点,即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而较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又相对缓慢。为了在亚太地区以及国际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筹划以东盟为中心,与其他国家缔结FTA是东盟国家的战略选择。五个“10 1”的出现就是东盟战略的具体表现。

日本政府主要采取建立价格保护体系和实行农业补贴等措施加强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2011年日本农业补贴总额为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一半,同期欧盟补贴数目仅为1/5。2012年日本农民收入中的55.4%源于政府的补贴,同比上升5.4%,远远高于OECD成员中的18.6%。2013年仅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提供的补贴额度便高达10亿日元,势必会影响日本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部分发展中成员的立场。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农业人口多,生产规模小,农业总体比较优势不强,一方面,农业对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保障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经济稳定、发挥社会福利保障功能等具有特殊重要性,需要适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开放发达成员农产品市场,扩大对发达成员的农产品出口,有利于促进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非贸易关注问题上,这些发展中成员不支持将农业多功能性理念纳入贸易谈判,但借用了农业多功能理念,突出强调发展中成员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方面的需要。如东盟认为,农业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不仅通过生产农产品给农民带来收入,还有助于适度使用自然资源,保证农村生活质量并保存农村文化,确保社会稳定。印尼提出,农业增强了当地居民的粮食安全,使农村居民维持生存的方式多元化,有助于发展当地经济、以较低的成本提高资源的再生能力、减少环境威胁,缓和因争夺稀缺资源而引起的社会冲突,提高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缓解贫困。在政策主张上,以印尼为首的33国协调组要求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产品特殊保障机制待遇,SP产品可由发展中成员根据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免予关税削减和关税配额扩大承诺。

二、APEC成员间建立FTA的状况分析

四、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非贸易关注立场建议

根据WTO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3年5月6日,APEC内部成员间已生效的FTA达到46个,其中除了4个仅包括商品的FTA外,其余均涵盖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内容。2000年之前APEC成员之间成立的FTA仅有6个,2000年到2005年成立的为12个,2006年后成立的达到28个。目前正在谈判的FTA还有8个②。这一时期也正是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放缓和WTO框架下多边贸易体制受阻的时期。

日本农业保护措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农业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其局限性也为未来日本农业发展蒙上了阴影。

加入WTO后,中国在较大幅度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同时,面临着保护度仍然很高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在农业多功能和非贸易关注问题上的立场选择上,我们的立场是,既要防止对我优势农产品出口十分重要的国家利用这一概念强化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又要从长远角度,利用这一概念适度保护我国农业,确保农产品市场开放过程的稳定。

这些已经实施的FTA对推动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APEC没有止步于当前,内部的FTA依然发生着重要重组与变化。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些都对APEC内部FTA发展与重组具有重大影响。

1.影响日本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在农业多功能和非贸易关注问题上应保持相对独立。从农业多功能性的复杂多样内涵看,保持独立可防止被滥用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

1.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国内而言,最为重要的影响是维护了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稳定,保障了农民具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降低了日本民众对于国内生产产品的消费欲望。2013年8月,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民众对国内生产的大米消费情况日趋减少,2012年人均消费数目降至56kg,比2011年下降2kg;粮食总自给率从2010年起连续3年保持在39%的水平上,而早在1989年,日本粮食的自给率便已经低于50%,造成国内消费对农业经济的拉动力持续降低,大量农产品必须依赖进口。然而日本针对国内消费需求巨大的产品实行高额关税,如魔芋的关税高达1 706%,大米高达778%,均为农产品关税水平的新高,形成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农产品的巨额差,消费者享受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便利。对于对日农产品出口国而言,面对如此高额的关税措施,势必会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日本对其出口产品的数量和提高准入门槛。所以从长远来看,无论从国内消费还是从国际贸易角度,日本农业保护措施均会给农业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利益损失[4]。

在非贸易关注问题的侧重点上,应强调我国和多数发展中成员特有的和特别重要的农业非商品产出功能。即强调农业所具有的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农村就业、替代社会福利保障、确保农民生计和消除贫困等方面作用,要求新一轮农业谈判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的、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政策选择,来确保其农业多功能价值和非贸易关注目标的实现。

TPP的前身是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个APEC成员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由于初始成员为四个,故又称为“P4”。P4从2003年开始谈判,2005年签署协议并于2006年生效。P4协议在序言中指出:促进APEC框架内的合作,鼓励APEC成员加入P4,为P4的扩大提供了可能性。2009年11月14日美国正式宣布参加TPP谈判,同时强调要建立一个高标准、体现创新思想、涵盖多领域和范围的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协定③。美国加入后,很快成为TPP谈判的主导者,TPP谈判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随后,秘鲁、越南和澳大利亚宣布加入TPP谈判,2010年10月马来西亚加入,此阶段称为“TPP9”,2012年10月墨西哥和加拿大也加入谈判,参加谈判的成员已增加至11国。

2.限制日本农业的国际经济合作

在政策主张上,应强调发展中成员的特殊情况以及发达成员在解决非贸易关注问题具有的优势,要求实行特殊差别政策。由于发达成员可以以足够的财力和手段通过对生产和贸易没有扭曲的措施来保证农业多功能价值的实现,而发展中成员却因财力或政策执行成本等原因只能将关税作为其唯一有效的保护手段,因此,在主张发达成员不得采用对生产和贸易有扭曲效应政策的同时,应主张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的切实有效灵活性,特别是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待遇,允许其采用必要的国内支持措施和边境措施来实现非贸易关注目标。(杨楠 倪洪兴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从2010年3月开始到2013年3月中旬为止,TPP已经举行了16轮谈判④。该谈判基本上是闭门协商,谈判内容以P4协议为蓝本,涵盖领域广泛。在2011年11月举行的美国檀香山APEC领导人会议上,当时参加谈判的TPP9发表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框架,其中明确提出将使TPP成为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为全球FTA树立一个新标准。除传统FTA涉及的内容之外,TPP还包括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贸易问题和跨境问题,TPP正在谈判的内容可总结为20个领域,其中除了商品、投资、服务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等常规内容外,还包括了政府采购、环境和劳工标准等内容⑤。但是,由于谈判内容所涉及领域较广,且参与谈判的成员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对谈判收益的估计存在较大差异,导致TPP谈判达成协议的日期一拖再拖。

农业保护性措施致使日本在国际合作中逐渐被动,加剧了日本在区域合作方面的战略束缚,逐渐丧失国际经贸合作的话语权。早在1994年的乌拉圭多边谈判中,日本便因农业保护遭受重大损失,大米的市场准入量从原定的5%调整为7.2%,在随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中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2000年日本提交的农业提案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甚至招致美国等的严厉批评和指责,认为该提案是贸易全球化的倒退。在双边谈判中,日本与新加坡签署双边协定,虽然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却因新加坡农产品出口限制没有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之后日本在与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谈判上也未取得高质量的成果[5]。在2013年TPP框架内,日本的双边关税磋商也因政府对大米、小麦和甘蔗等5大类农产品的坚持导致无果而终。

2013年3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加入TPP谈判,4月20日,TPP11发表声明同意日本加入谈判。美国政府将向国会提交日本的申请,如果经过90天的听证期后,国会按期批准的话,7月举行的TPP谈判将增加到12个APEC成员。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1年公布的资料,如果日本加入TPP,TPP整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从29.7%增加到38%,届时TPP将超过北美自贸区和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而且美日GDP总量占TPP12的总量接近80%⑥。TPP谈判对美国而言将是其“新亚洲政策”的一个重要支点,实现对东亚的“回归”,消除被排除在迅速发展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的隐忧。美国希望TPP的建立能遏制亚太地区FTA的泛滥,并最终使TPP成为APEC逐步向FTAAP过渡的路径,不论TPP未来的发展是否如美国所愿,它都将对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五、日本农业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

由于日本参加TPP谈判,而且日本的农业和金融业开放的难度巨大,可能会允许TPP成员有灵活性,有一定的例外,从而将降低TPP建立高标准的FTA目标。

随着亚洲各国的不断崛起,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市场之一。由美国主导的TPP对日本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当前日本农业经济的发展正受到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封闭农业市场则可能使其被孤立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之外。实现农产品自由贸易很可能对日本的农业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正因为如此,日本面临着继续保持现有农业政策还是逐步开放农业市场的艰难选择。

2.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1.日本加入TPP的国内争议

中日韩FTA构想由朱□基总理在2002年提出,其后从2003—2009年三国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了关于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联合研究,结果显示中日韩FTA的建立将给三国带来宏观经济收益,取得三方共赢的效果。2010年5月中日韩FTA官产学联合研究启动,到2011年12月为止共举行了7次会谈,官产学联合研究结束。2012年5月13日,三国签署了投资协定。该协定的签署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这是中日韩第一个促进和保护三国间投资行为的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为三国自贸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年内开始谈判达成一致,2012年11月,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2013年三方约定举行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在韩国举行,并已于3月28日结束,各方主要围绕自贸区谈判的机制安排、范围和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日本国内支持者认为,促进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全球化合作,因此加入TPP有助于科技的交流和学习,提高国内的生产力进而抵消农业发展的空心化。虽然短时间内会对农业造成影响,但是随着企业竞争力的增加,以及向海外市场拓展的机会的增加,内需和就业机会也会随之增加,农民收益将得到显着增加,所以应该把农业等非竞争性产业逐渐转变为竞争性产业。

中日韩三国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根据2011年12月公布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报告》⑦,2010年三国GDP合计达到12.344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总量的19.6%。三国也是全球贸易大国,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2010年分别占全球的16.3%和18.5%。同年,三国的直接投资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别占全球的9.2%和12.8%。

反对者认为,加入TPP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一方面对农产品出口而言,日趋强化的海外竞争可能导致产品价格的持续性下降,影响到农民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关税下调或者取消,农产品进口数量增加,农业欠发达地区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测算,因取消关税而直接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近7.9万亿日元,产品产值下降约四成,不如进一步拉动内需和提高公共资源的投入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竞争力。

同时,三国之间的贸易也持续增长,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2011年的约6900亿美元,中国成为了日本和韩国的最大出口市场。但是,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内贸易水平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仍然较低,2011年EU和NAFTA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分别为64.5%和39.9%,而中日韩仅为21.3%。较低的区域内贸易水平意味着中日韩FTA的建立,三国贸易会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此外,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投资比重也比较低,虽然中国近年来已成为FDI母国,但日本和韩国都不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日韩FTA的建成将会进一步促进相互间的投资。

2.从短期看, 日本无法实现农业自由贸易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日本加入TPP,都是基于未来农业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但从短期内看,日本的农业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改革问题迫在眉睫。日本政府关于农业的改革方向是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应对贸易冲击为前提的,但改革也将面临很多国内阻力。

中日韩FTA的建立虽然符合三国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三国在特定的行业都存在开放市场的压力,农业向来是日本和韩国的软肋,关于农产品市场开放的问题必然会成为问题的焦点。2004年日韩自贸区谈判终止的原因之一便是农业领域谈判的分歧难以弥合。此外,中日韩自贸区还面临政治方面的障碍,中日、日韩之间的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都会给自贸区谈判带来挑战。特别是日本同时宣布加入TPP谈判,意欲通过加入“高标准”的FTA谈判牵制中韩,以图中韩做出让步。所以,中日韩FTA谈判能否进展顺利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日本在农业人口持续下降的同时,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日本政府测算,截至2013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4.4%,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活力,加剧了农业的脆弱性。

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日本的国土面积有限,且多以山地丘陵为主,阻碍了农业的大规模生产,同时日本的农业耕地面积还在持续减少,从1961年的608.6万hm2下降至2012年的454.9万hm2,缩减幅度高达25%,难以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

2012年11月20日,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16国领导人在东亚峰会期间发表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⑧,宣布启动RCEP谈判。同时公布了《RCEP谈判的基本方针及目的》⑨,指出启动RCEP谈判是要建立一个先进的、综合的、高标准且互惠的经济合作协定,并规定谈判内容将涵盖货物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通信和金融等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其他相关领域等8个方面,政府采购、环境保护、劳工流动不在谈判范围之内。同时提出RCEP的8大原则,即:确保与WTO的一致性;大幅改进现存的“10 1”;确保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透明度;考虑参加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RCEP将通过适当方式给予经济发展较慢国家一定的灵活性;RCEP谈判结束后,“10 1”FTA也会继续存在,RCEP的任何规定都不会影响“10 1”FTA的条款;协定设立开放准入条款;在谈判结束之后,其他经济伙伴可申请加入协定;对于参加RCEP谈判且经济欠发展的国家给予经济技术支援;同时进行商品、服务贸易、投资以及其他领域的谈判。RCEP已于2013年5月在文莱启动谈判,2013年9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第二轮谈判,2014年1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第三轮谈判,力争2015年底完成谈判并进入实施阶段。

日本国内的农业经营模式明显滞后,生产价格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产品结构单一,仅大米一种粮食作物就占据了日本粮食作物产值的25%以上,一旦实行贸易自由化,其他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将使原本脆弱的农业进一步萎缩。日本农协管理模式已经发展滞后,其服务功能不能满足一部分农户的多元化需求。一旦开放农业市场,在低价农产品的冲击下,日本农协的发展与生存同样将面临困难。

从RCEP的本质分析,是5个“10 1”基础上的高标准组合,但是与TPP不同的是,TPP参加谈判的经济体都是APEC成员,而RCEP包括四个非APEC成员,即老挝、缅甸、柬埔寨和印度。

3.从长远看,日本农业贸易之路任重道远

根据2011年的统计,建成后的RCEP将拥有世界约一半的人口,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世界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日本政府预计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提高农产品自给率,预计到2020年提高到50%,但仍有50%的缺口需要依赖进口。在这个阶段,世界人口不断增长、金砖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激增和环境恶化带来的供给问题,加剧了世界市场供需的不确定性。如果日本为保证国内消费市场稳定进行大规模的粮食战略储备,必然与其他国家争夺,可能推高农产品价格。农业支出由国内支出转变为国际支出,是否能保证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的投入,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时,外汇储备大量流失造成粮食危机。因此,日本在农产品自给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仍旧面临外部的发展风险。

RCEP是东盟国家近年来首次提出的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东盟之所以主导建立RCEP主要是因为:整合和优化东盟与中、日、韩等6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从2002年开始,东盟已经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这6个国家分别签署了5个FTA⑩。所包括内容各不相同,规则纷繁复杂,不易操作。东盟希望通过建立RCEP来整合优化这5个FTA,改变规则过多、不易操作的现状。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中日韩FTA建设对东盟的影响。现在,东盟10国中已有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四国加入了TPP谈判,泰国在2012年11月宣布将讨论加入TPP谈判,菲律宾则表示了对加入TPP谈判的兴趣,由于东盟内部意见不一,面临着被分化的危险。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成,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地位将受到威胁。对东盟来说,借助RCEP之力消减TPP和中日韩FTA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国际合作仍然面临诸多变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农产品仍将是日本与各国博弈的重点,也是日本农业国际合作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在保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在其他行业作出让步,以换取贸易的平衡,而正是这一点致使日本陷入被动。日本国内已经达成开放的初步共识并开始尝试,缓解了国际舆论压力,但在能否保证日本农业市场的开放程度并适应国际合作的发展要求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变数。

RCEP16国希望打造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由于RCEP谈判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RCEP承认有一定程度的例外,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因此,与TPP相比,RCEP的自由化水平可能会低得多。

三、亚太地区FTA整合的路径分析

亚太地区大量FTA的存在形成了繁杂的原产地规则和多重的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给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何整合亚太地区的FTA,减少交易成本,便利贸易和投资,正日益成为APEC成员关注的问题。

1.整合APEC成员内部FTA,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逐步将APEC整体推进到FTAAP,形成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FTAAP实际上是将一个开放的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成为封闭的自由贸易区。关于如何建立FTAAP,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设想。其中之一是通过确立FTA最佳范例及示范条款方式,鼓励亚太地区现有的FTA逐步统一相关条款,从而促使各成员自发地实现不同FTA的归并和统一,进而在亚太地区建立涵盖所有成员的大型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整合现有FTA方式建立FTAAP是一个渐进的、自发的过程,通过有意识地建立各种参考模板和最佳范例,促使各成员在构建FTA时尽量统一相关内容,为不同FTA之间的整合创造良好的基础。这种模式不会对各成员的经济社会利益造成很大冲击,易于被所有APEC成员所接受。但同时,由于不同FTA在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以及贸易自由化目标水平等实质性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APEC成员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整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RCEP与TPP合并

RCEP谈判已于2013年5月启动,今后它将和TPP谈判平行推进。预计RCEP在结束谈判的2015年以前没有扩大的可能性,而TPP则随时准备接收新成员,目前有APEC多个成员表示对加入TPP感兴趣。另外,RCEP的谈判领域不如TPP广泛,且自由化水平也低于TPP。如果RCEP和TPP都成功缔结,则同时参与这两个FTA的国家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获益较大,而且这些APEC成员可能成为推动TPP和RCEP合并的倡导者。因此,从长期来看,TPP将有可能和RCEP合并。但是,由于TPP谈判国中不包括中国,而RCEP谈判国中不包括美国,TPP和RCEP合并将面临着中美之间相互开放市场问题。中美之间没有建立FTA,将可能成为两个组织合并的关键问题。日本著名APEC问题专家山泽逸平认为APEC应该在TPP和RCEP合并问题上发挥作用。APEC能否促成两大次区域FTA的合并,以及TPP和RCEP自身的谈判进程都将是今后值得关注的焦点。

3.TPP扩张到FTAAP

关于如何建立FTAAP,APEC内部至今没有一致意见,TPP谈判的推进为建立FTAAP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首先,TPP的现有成员地跨美洲、大洋洲、亚洲,与亚太自贸区的设想范围基本吻合;其次,TPP拟涵盖的贸易自由化领域也与亚太自贸区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另外,TPP的开放条款为其最终能够扩大到APEC所有成员提供了制度保证。美国负责APEC事务的资深官员麦克拉克在2011年4月接受采访时说:“TPP是目前为止可以让各经济体坐在一起讨论有关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唯一途径……TPP为构建亚太自贸区提供了一种可能。”新加坡、智利等TPP成员也明确指出,FTAAP应该以“两阶段途径”(two-tier approach)推进,TPP是其中的第一阶段,此后逐渐吸引更多APEC成员加入。TPP能否作为FTAAP发展进程中的“垫脚石”,最终实现FTAAP构想,将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的重要对象。

另外一种设想是通过APEC部门自由化模式推进APEC逐步走向FTAAP,例如,2012年APEC俄罗斯会议推出的环境产品自由化清单模式,从逐个领域推进自由化进程,最终实现统一的FTA。

至于是哪种模式对APEC成员有利,目前没有统一认识,所以2012年俄罗斯APEC领导人会议呼吁,希望官员“继续发挥APEC的‘孵化器’作用,为实现FTAAP提供指导和智力支持”。

注释:

①资料来源:WTO网站,home>wto news>2012news>?news item。

②详细统计资料见WTO网站,home>trade topic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 database>consult pre-defined reports>list of all RTAs in force, by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③美国贸易代表处网站,“Announcement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Novemher 14, 2009,”

④美国贸易代表处网站,

⑤美国贸易代表处网站,“Enhanc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Supporting Jobs,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1年各国名义GDP计算而得。

⑦中国商务部网站,

⑧日本外务省网站,

⑨日本外务省网站,

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与东盟签署了一份自贸协定,计为一个“10 1”。

石川幸一:《TPPと東アジアの地域統合のダイナミズム》,《季刊国際贸易と投資》,89,Winter 2012。

陈沁:《美国亚太自贸区布局欢迎中国参与》,财新网,

TAG标签:
版权声明: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娱乐发布于农村政策新闻,转载请注明出处:农事资讯,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